天门出过哪些进士和状元 历史上最厉害的天门人

说起天门的进士和状元，我总会想起小时候在竟陵老街听老人们讲古的场景。夏夜里，竹椅摇着蒲扇，茶馆里泡一壶陆羽说的“竟陵茶”，老人们眯着眼睛，掰着指头数：“咱们天门啊，从唐朝到清朝，出了四百六十多个进士，六个状元呢！”

四百六十多个进士是什么概念？明代的《天门县志》上密密麻麻记载着他们的名字，像满天星斗一样闪亮。最让我觉得亲切的，是竟陵派的两位大家——钟惺和谭元春。小时候去竟陵书院旧址玩，还能看到残破的石碑上刻着他们倡导的“性灵说”。钟惺这个怪老头，不写那些假大空的文章，专门写真性情，他说：“诗文之道，不过是写心里的真话罢了。”这话放到现在，依然像榔头敲在心上。

说到状元，天门人最爱讲的是蒋立镛的故事。嘉庆十六年殿试，这位张家湾出来的后生，面对皇帝出的题目，不慌不忙，一气呵成。放榜那天，报喜的锣鼓从县衙一直敲到张家湾，整条街都挤满了人。蒋立镛的母亲站在门口，手里捏着一把汗，直到听见“一甲第一名”几个字，眼泪哗地就下来了。后来蒋立镛在翰林院当编修，有一年回天门省亲，在竟陵渡口下船，看到码头上卖莲蓬的老妇人，他二话不说，蹲下来买了三串，说：“这莲蓬跟我小时候吃的一个味儿。”旁边的随从提醒他穿官服呢，他摆摆手：“在天门地盘上，我就是个喝竟陵河水长大的伢。”

最让我动容的，是这些读书人骨子里的那股“天门劲儿”。明代的周嘉谟，官做到吏部尚书，晚年回乡办学，把自家院子腾出来当教室。有人问他图什么，他说：“我小时候家里穷，点不起灯，在县学里蹭光亮读了十年书。现在能给别人点个亮，这辈子就没白活。”这话朴实得像天门街上卖的锅盔，外头酥脆，里头实在。

天门的进士们还有一个共同点——爱吃家乡的“三蒸”。清代的胡聘之在山西当巡抚时，每年都要派人回天门买粉蒸肉的米粉。他常说：“山珍海味抵不过一碗蒸菜，就像官做得再大，根还在竟陵河边。”这话说得实在，我每次吃蒸茼蒿时，都觉得吃下去的不只是菜，还有几百年前那些天门文人留下的味道。

想起这些，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“地灵人杰”。天门这地方，不靠山不靠海，就是汉江边上的一块平原，却让那么多读书人从这里出发，带着一肚子诗书和一碗蒸菜的味道，走到京城，走到全国各地。他们也许不是历史上最耀眼的名字，但他们身上的那种实在、真性情、不忘本，就是天门人的底色。

就像我在竟陵老街听到的那句话：“天门的水养人，天门的人养文。”这大概就是这片土地最厉害的地方——不声不响，却生生不息。